录囚时间只有一个月，所以时间很紧。当然，李恪下去录囚，主要是了解情况，把可能存在的冤假错案集中起来，交由他的陪同录囚的书吏办理。然后将结果报他，他最后升堂问案，作出裁判。

唐朝的时候，录囚已经形成制度，这种录囚的改判是有法律效力的，相当于现在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提审，具有终审裁判的效力。

这样一来，陪同李恪下去审案的人数自然就少不了。但是，被录囚的州县的书吏和官员则不能参加，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传唤询问。这一次少城县不在重点录囚的范围，加上唐临的大力推荐，萧家鼎也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李恪的录囚书吏团中。唐临作为益州负责司法的司马，又是前任刑部尚书，所以李恪也让他陪同自己录囚。

录囚的第一站是益州下面的九陇县。

下去之前，杨王妃把萧家鼎叫了去，有事情要交代他。

杨王妃的酒量和豪气让萧家鼎非常的赞叹和敬佩，上次本来要一醉方休的，可惜后来出现了耿三奶奶畏罪自杀的事情，结果便不欢而散了，现在他要召见自己，萧家鼎原来以为是让自己去陪着喝酒，继续上次的斗酒的。没有想到去了之后，却并没有酒宴。

杨王妃是在王府的后花园的一座凉亭里召见了他，除了杨王妃的两个贴身侍女之外，别没有旁人。而且，那两个侍女都是远远站在凉亭以外，不在近前。萧家鼎便知道杨王妃肯定有什么事情要交代自己。见礼之后，也不多说，垂手而立。等着杨王妃开口。

杨王妃面前的石桌上，有一叠的状子，她轻轻拍了拍，道：“这些状子，是这一年来我自己收到的，通过各种途径送到了我这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多次到我王府门口喊冤的。我看着可怜就自己收下了。可是送交王爷之后，王爷看了，把其中一部分留下了，录囚的时候审查。而剩下的这些，他说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是王爷，有些事情不好办，听说你对刑律非常的精通，办事又灵活。所以，我把这些交给你，你陪同王爷录囚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处理一下。但是不要勉强。行吗？”

王妃是用商量的口气跟萧家鼎说话，这让萧家鼎有些受宠若惊，赶紧躬身道：“在下一定认真审查。只要不是依法办理的，一定纠正。”

王妃笑了：“什么是法？法也只是当时当世的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就一定对吗？有些罪刑律规定要处死。那也是那些参与立法的人的想法，时过境迁，他自己都可能会改变这样的想法，又或者证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不合理的。因此，这才有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的事情。所以法律应当灵活掌握，而不是死板遵循。”

一听这话，萧家鼎顿时非常的惊讶，他看了王妃一眼，想不到王妃除了酒量好诗词好之外。对于法律的本质也就深刻的理解。她说的没错，用马克斯关于法律的论断，法律就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工具。只要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就会通过立法把它上升为法律，强制推行实施。同时，为了更灵活地保护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还法外施刑。因此，规定在当时的法律里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理。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唐律疏议》里规定的八议制度，皇帝和亲戚等八种人犯罪可以从轻处罚，即使犯了死罪，也可以朝堂商议，报请皇帝免死。再比如官当制度，也就以官当徒和以官当流制度，官员犯罪，可以用他的官位折抵刑期，九品以上六品以下的，一个官职可以抵徒刑一年，五品以上一品以下的，一个官职可以当徒刑二年；如果是公罪，折抵刑期更多。官员犯罪应该判处流刑的，折算成四年徒刑后用官职冲抵。要是官职少不够冲抵的，还可是比照徒刑的年限用钱赎罪。

也就是说，当官的犯罪，可以用官职或者金钱来减免刑罚。这样的法律规定，要是放在现代社会，别说是要立法了，便是有人这么说出来，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

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收容制度和劳教制度，在立法之初，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应该的，可是现在却废除了，这就是立法者和立法思想发生了变化。现代法学届不是有“恶法非法”的论断吗？什么是恶法？所谓恶法，只是时代发展了，时过境迁了，有的法律已经不符合后来者的思想了，才会成为恶法，说收容制度劳教制度制订之初就是恶法的论断，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现在回头看《唐律疏议》的这些规定，现代人觉得很荒谬，典型的恶法，可是那个时代，没有人质疑，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延续使用了一千多年。——就多少法律规定能延续使用一千多年？

萧家鼎用崇敬的眼光看着王妃，道：“既然法律应该灵活掌握，那又以什么为标准呢？”

“礼！”王妃慢慢道：“合乎于礼，才是王道。礼法不能兼顾者，应以礼为先。”

这是正统的法律思想，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法律人公认的思想。当法律跟礼不相容的时候，以礼为先。比如汉朝的时候有个案子，某甲没有儿子，拣了一个弃婴作为养子，后来养子长大后杀了人，甲就把他藏了起来。汉朝的法律藏匿罪犯是要处重刑的，可是董仲舒引用《春秋》上的父子一方犯罪，可以相互隐藏的话，没有判父亲的罪，这就是当时的法律跟礼的要求不符的时候，法官用礼来判案典型案例。这个判例也就成为了《唐律疏议》制订亲属相互隐匿制度的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