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神秘，神而隐秘，秘而不现。神的秘而不现，说明神是一种精神，属于精神存在，实实在在地约束着人的行为。神的神秘性，有时使宗教与科学处于对立的地位，使得人们感觉到在科学知识之外存在着宗教的知识。宗教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精神世界、思维活动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不应把宗教现象的存在归结为心智能力低下、心理进化水平低的结果，而应循此继进，探求精神世界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
基督教是神人沟通，以仆人作为神与人对话、交流的中介。神为不可视、不可摸、不可听、不可闻，神没有肉身实在，如何教人可信？基督教恰恰是解决了、突破了最为令人难以置信的难关，通过耶稣的存在，使神成为可信之事。可信的现实基础是存在需要解脱苦难、苦情的民众。宗教是一种精神高级解脱智术。神进行自我形象设计，为了使人相信，特设异己存在之势，显神迹、施神术，异己之心再为刚硬，终究得以征服。如何排除人们对神存在的疑虑？这是确立信仰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如何使信神成为心灵唯一出路的问题。旧约中讲神不可显像，像显则所见之人必死，这就堵塞了人想见神的念头。或对种种疑虑之心加以重重诅咒，疑虑或怀疑则生恐惧之心。苦炼心志。苦修慎行，勿忘神灵。信则福降，不信则祸生。如何将某种一时之念升华为永恒的信念？面对教徒周而复始出现的动摇、徘徊，屡救屡恶、屡戒屡犯，说明坚定信仰之路历尽坎坷，最后方能达到心灵神圣不可侵犯的境界。罪由亚当而来，恩由耶稣而得，耶稣乃神舍弃为众。以义动情。通过基督复活，*消失，精神获得永恒存在，成为信仰的根据。
耶稣则不是靠旧约显神迹的方式，而是以被钉十字架的献身精神感动信众，其诚、其识、其情、其勇感人。诚命第一，爱人如己，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亚里士多德在说服学中曾经阐述使人信服的三种手段，分别是逻辑手段、情感手段、信誉手段。基督教是三种手段合一，以克服心灵上存在的障碍。耶稣之后传道成为一种职业。传教者采取反论的方式向教徒植入神的信仰。传教者故意阻止教徒对神的敬畏。提出反论：恶人终身快乐，善者终身痛苦，那么。上帝为什么不使恶人本身受报，亲身应验？如何化解恶人不得恶报、好人不得好报这种内在矛盾？既然上帝全知全能，为何不可消解这种矛盾？通过提出反论，传教者显然是在告诉人们：神惩人以苦乃是为救其生命，是在以苦境证实心境至诚。
在生存意识的考察范围内，面对生存方面产生的压力，如何建立某种终极性的精神依托，以实现精神上的安全？在意识系统中是否存在着这种可以作为精神依托的牢固的精神因子？在生存过程中，人们将长期甚至终生承受这种压力。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而不论其产生的世俗化结果如何。这种精神将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永恒的需要，是经由精神世界的调整、积累、积淀而结成的一种“精神硬核”。是来源于对市场经济存在的理性自觉，是对市场经济高度认同的心理反应。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竞争经济，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信誉经济。在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存在的对立性的两极结构中，惟有依靠抗争精神才能够求得精神安宁，建立起生存意识的内在依托。如果我们不是在宗教领域中寻求某种终极性、神秘性的根据，而是剥掉神秘化的外衣，还其本来面目，就必须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特定结构中寻求使精神得到安宁的场所。
在国人的意识中，缺乏象西方人头脑中的原罪意识，因此苦难也就失去了救赎证明的意义。苦难在世俗化的意义上，被赋予达到某种生活目标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一种途径，缺乏类似西方人那样的超凡脱俗的终极意义。一当被确认生活目标难以达到，苦难就变成了一种无谓的牺牲、一种折磨，成为格外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若学习目标未达到，则学习动力也就很容易消失。
生存意识的普遍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必然表现，人人承受压力甚至苦难，有其存在的正当性，“理应如此”。这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认同心理机制。“市场经济是不让人生气的社会，要生气就生自己的气”。但不应消极承受而应积极抗争。
即使我们意识到了悲剧性存在，甚至也认识到了产生悲剧的原因，是否就能够完全避免悲剧的发生？如果不能够有效避免悲剧性存在的发生，这是否会加剧、加深人们心灵上、精神上的痛苦，人的生命价值是否会因此滑入徒劳无益的抗争之中，从而加重悲剧性感受？实际上，悲剧之悲不在于对悲剧的发生茫然无知，或知而无奈，而是在于错把悲剧当成喜剧。这是一种必然发生的悲剧，是非如此不可的悲剧，是悲剧性的命运，命运悲剧。性格悲剧，是由于个性因素为社会所不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所造成的悲剧。苦难、痛苦等悲剧性存在具有发生的必然性，但是人为的努力对于减轻、缓解悲剧性的痛苦具有重要的价值。现实生活与艺术不同，在方面的悲剧艺术创作成就，可以给人们带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努力恰恰是为了防范和避免悲剧的发生，在悲剧发生以后，如何减轻和缩短悲剧性的损失。
人类悲剧史证明，无论是面向自然界，还是面向人类社会自身，甚至面对人类的个体，人的知性、理性的发达，仍然显现出人类在征服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个体行为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和脆弱性。人类所能够做到的是通过减少过失、罪过的方式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减少灾难。这就意味着对人类自身的行为及其后果时时刻刻处于可知、可控制的范围内。遗憾的是，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使人达到自知、他知、全知的境界，而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抛开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一点不论，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同人、不同集团之间存在的利益阻隔，也会使人们难以对同一事件达成共识并采取共同行动。何况人所操纵的对象、事物有其自身的活动规律，人对它往往只具有部分、有限的控制力。
社会过程对悲剧存在有着天然的消解力。如果我们不去关注、不去留意、不去思考，或者我们非常健忘，则不管社会变迁、社会发生何等程度的动荡，带来何种规模的社会苦难、痛苦、毁灭，社会过程也会象大海吞没沉船及生命的自然过程一样，很快会不留痕迹地恢复平静，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一样，一切都已沉积为往事。我们之所以去关注、留意、记忆和思考悲剧，则是为了有效防范悲剧的发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