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仲将自己的心得写在一块布上，命人前往邹国，送到孟子手中，希望后者能点评指点一番。

十月十一日，在蒙仲手下担任「两司马」的蒙虎，偷偷告诉蒙仲一件事，即昨日又有几名滕人因为袭击宋军士卒而遭处死，并且，这几名“犯人”的尸体还被游街示众，但凡抓到与其相关联的滕人，皆一并被宋军处死。

听了这些，蒙仲唏嘘不已。

他认为，这就是宋王偃施行不义的战争所带来的恶果：尽管攻取了滕国，却无法征服滕人的心，除非滕人个个窝囊，否则，似这种报复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杜绝。

心有所感的蒙仲，再次将所见所闻写在了布上，命人送到邹国的孟子手中。

十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孟子前后给蒙仲写了两封回信。

第一封回信，即是对蒙仲所感悟的“仁战”的思想，孟子对此大加赞赏，并且孟子在信中写道，昔日商汤灭夏、周武灭商，两者都是“以弱小挑战强大”，但为何最终都能取胜胜利？就在于天下人的支持——这即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思想。

并且，孟子还在信中告诉蒙仲，滕国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滕国国小，倘若滕国也能像宋国这般强大，宋国还能覆亡滕国么？这是断无可能的！

蒙仲仔细想了想，觉得孟子的话很正确。

因为他想起两年前，也就是他兄长蒙伯那一批士卒战死于滕国的时候，他家族内的族人对于这场仗就已经出现了强烈的抵制，反观滕人呢，在滕弘、滕虎、滕耆、滕昊父子四人的带领下，一直坚持着抵挡宋军，滕人的损失比宋军的损失只多不少，可即便如此，仍有滕人愿意为了国家、为了其君主而死。

这岂非就是“仁义”给君主带来的么？

而在孟子的第二封回信中，他则阐述了“义战”与“非义战”两者的区别。

春秋无义战么？

其实是有的，远的不说，就说「剔成君逐宋辟公而自立为君」，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仁义的。

与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不同，孟子坚持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他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民，虽然民应当拥护君主，但倘若君主昏昧无道，也可以推翻他，另令贤明的君主。

看到这里，蒙仲终于明白孟子的思想为何不被齐、魏两国所接受了。

不得不说，孟子在儒家传承中也确实属于另类。

而在信的最后，孟子又告诉蒙仲，眼下宋滕的矛盾，只能用仁义来慢慢消除，具体的方式，即优待滕人，给予后者更多的恩惠，切勿再做杀戮，这样一来，若干年之后，滕人就会慢慢淡忘对宋国的仇恨；反之，若宋王偃区别对待宋滕两国的国人，使滕人旧仇未消再添新恨，就迟早会爆发祸事。

蒙仲深以为然，便带着孟子的书信去见义兄惠盎。

没想到还没走出兵帐，蒙虎就急匆匆地跑来，气喘吁吁地对他说了一桩大事：宋王偃下令王师士卒屠戳了百余名滕人。

在经过询问后，蒙仲这才了解，原来就在半日前，宋国的臣子唐鞅，亲自押送着一批粮草与辎重，前来犒赏前线的军队，结果，竟有若干假装顺从的滕人，在替宋郡搬运粮草之际，将一仓的粮草烧掉了。

宋王偃因此勃然大怒，当即派人在城内抓捕那约二十几名滕人的亲眷、朋友，最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总共抓到百余人，全部将其处死，将尸体悬在城内竖起的木桩上，以警告城内的滕人。

『不知义兄可知此事？』

蒙仲暗自想道。

后来才知道，待这件事发生之后，惠盎便坐着战车，满脸阴沉地从滕城的子城返回城郭。原来，惠盎也是刚刚听说此事，因此急急忙忙前来城郭内的宋军帅帐，劝说宋王偃收回王命——那百余名滕人已经杀了，早已经救不回来了，但将其尸首悬在城内的木柱上，这未免太残忍了。

后来蒙仲又听说，因为这件事，宋王偃与惠盎闹得很不愉快。

十一月前后，在宋国担任军司马的「戴不胜」、「戴盈之」二人，被宋王偃招到了滕城，想来是为了针对谋取薛邑一事做准备。

宋王偃在滕侯的宫殿宴请了这两位军司马，以及另外一位军司马景敾，还有惠盎、唐鞅几人，蒙仲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竟也受到了邀请。

在宴会中，当宋王偃提到攻取薛邑时，惠盎坚决反对。

惠盎认为，宋国刚刚覆亡宋国，理当缓一缓再进攻齐国的薛邑。

但宋王偃则坚持应该趁着兵锋正盛，对薛邑发动进攻。

二人越争论越激烈，尤其是当惠盎举例滕地还有诸多后患没有解除的时候，宋王偃气地竟然拔出了利剑。

然而惠盎虽浑然不惧，目视着宋王偃。

看到这一幕，纵使是蒙仲亦心惊胆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