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丹尼斯医生的喊叫，又看了看嗬嗬而笑的王亚樵，那名外国士兵才悻悻地扔下火钳：“真是倒霉，居然跟个疯子浪费半天时间！放开他，让他滚得远远的，我一分钟都不想见到他！”

周围的几名士兵慌忙解开王亚樵手脚上，粗暴地喝骂道：“快滚！”王亚樵犹自不觉，手里依然把玩着那根暗红的铁棒，嗬嗬大笑不止。那几名士兵上去就是几脚，连推带踢把王亚樵赶出了工部局警务处监狱。

王亚樵不愧是做过合肥革命军司令的人，胆大如拳，心细如发。被赶出监狱之后，依然在门口徘徊良久，直到确信周围没有窥伺之人，才蹒跚地离开。不过他依然不敢直接前往之前预定的藏匿处，而是在上海的弄堂中盘旋了两三日，才试着与杨永泰接头。

等王亚樵再次和杨永泰联系上的时候，孙元起已经离开上海。

为了避免地方官员的打扰，孙元起没有选择乘坐比较舒适的火车沿着京沪线北上，而是取道海路直接前往天津，没想到在轮船上居然意外碰到了前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

话说唐绍仪也算是清末民初官场上的一朵奇葩。

首先，唐绍仪并非出身科举正途，而是清政府第三批公派留美幼童。同治十三年（1874）赴美时，他年仅14岁，在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度过了青春岁月。从小学、中学一直到耶鲁大学，七年留美耳濡目染。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和政治理念都影响深远。

光绪七年（1881），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全部学生被召回国，正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唐绍仪也不例外。奉召回国后，他先是被安排在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因为精通外语，次年他就被李鸿章推荐给前驻天津的德国领事穆麟德担任秘书，一同前往朝鲜帮助设立海关。就在朝鲜，他遇到了命中贵人——袁世凯。

袁世凯对唐绍仪非常赏识，不仅把他留在身边担任随员和翻译，两人还义结金兰。拜了把兄弟。从此唐绍仪便随着袁世凯节节高升，青云直上。尽管出身不正，但自1881年回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三十年里，他从一介品级低微的小吏逐步洊升到侍郎、尚书、巡抚等，升迁颇速，不可谓不奇。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宣统皇帝即位后，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其亲信也多被清洗出局。唐绍仪自然在劫难逃，于1911年1月被迫宣布辞职。退隐天津。直到袁世凯进京组阁，他才重新出山，担任内阁邮传大臣。

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国家有土崩瓦解之势。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清廷一边调集大军稳固北方形势，一边意图通过和谈化解危机，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负责和谈事宜。袁世凯是内阁总理。自然不会亲自出面以身犯险。他一转手把唐绍仪委任为全权代表，将和谈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铁哥们。

唐绍仪和袁世凯是铁哥们不假，但唐绍仪与与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也关系匪浅。他们俩不仅是广东老乡，还是多年好友，都曾留过洋，又都曾在清政府外务部工作过，在世界大势、国内政局上颇多共识。而且唐绍仪年青时留学美国多年。心底里倾向共和制，名义上他是清廷代表，实际上却处处为革命党考虑。所以和谈氛围十分融洽，根本不像是敌对双方剑拔弩张的谈判。反倒像志同道合者在亲密磋商。

很快双方在停战退兵、清帝退位、国家政体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协议，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预定目标。让革命党从中捞足了好处，袁世凯则吃了不少闷亏。好在孙中山曾数次通电，宣称“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明确表示要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才安心让唐绍仪与南方继续和谈。

谁知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突然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赶紧撤销了唐绍仪的全权代表资格，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尽管如此，南北双方在桌面下还有些往来，唐绍仪就留在上海做一些穿针引线的活儿，直到此次北上为止。

这番南北和谈，唐绍仪虽然多多少少忤逆了袁世凯的本意，但对国家民族来说却是功德无量，而且他本人也获益良多。比如他在和议期间和孙中山、黄兴成为好友，他的立场和态度受到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他和孙元起同舟北上，不知是机缘凑巧，还是有意为之。但两人同为耶鲁校友，又都是袁世凯内阁成员，现在坐在一条船上，不可能不相互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