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宗计划在首都停留的时间不长，这一次主要是讨论中国房地产业全面开放的问题，大家济济一堂，谈的很热烈，杨少宗很平淡的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他的意见很简单，一、公租房是一个很关键的武器；二、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和旗州不一样，低保房必须保持和城市商品房同步增长；三、公租房、低保房、商品房最低应该维持在合适的比例同时发展；四、尊重市场经济自由分配原则；五、户籍改革必须加快，不加快，房地产调控是很复杂的工作。
现在谁还在乎房地产要调控这种事，大家只在乎gd，不管是发改委的干部，还是其他所谓的咨询顾问、学者，大家都一股脑的热议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会有多大多大。
所有人都没有经验对付房价上涨的问题，只有杨少宗和旗州有过，他们刚刚还处理了这样的事。
杨少宗的理论是——房价上涨没有关系，涨到影响城市竞争力就有关系了。
可是，没有人听他扯淡。
不是说你拿了孙治方经济科学奖，你成了中央财经政策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大家就会听你的，大家是听党的，党说开放就开放，党要开放，我们就说好话，党要关闭，我们就说坏话，你这泼凉水的请靠边站。
……
杨少宗一个人的争论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这让他显得很有点失落，可在这天晚上，容总理却很特别的因为容长清的关系邀请杨少宗到家里吃饭，虽然杨少宗此前曾经给荣总理做过秘书，干过很重要的工作，但也没有被单独邀请到家里吃饭，这还是第一次。
容长清被邀请回国担任中旗国际投资银行财务总监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他最近也在首都，就陪杨少宗一起过去，其实在容总理家里吃饭是件很简单的事，就像是到其他家庭里的吃饭差不多，只不过是将地点换成了中南海。
容总理还有很多事情，可能要到晚上7点多才能回来，容夫人在家里忙着，杨少宗和容长清就在沙发上聊天，谈了谈会计所的事情。
中旗系打算重新考虑一家全新的会计机构做为主要合作方，目前预计是安达信会计事务所，毕竟，容长清对这家会计事务所是比较熟悉，和安达信签署合同之后，安达信将会用一年的时间对中旗投行及中旗系的控股资产进行全面核算。
这段时间，容长清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两个人聊到了7点左右，容总理就提前回来了，他们父子俩一起请杨少宗坐下来先喝几杯，菜也都是现成的，热一热就能都端上来。
这刚一坐下来，容总理就和杨少宗问道：“我听说今天在房地产的咨询会议上，你提出了那些比较特殊的见解不是很受欢迎？”
杨少宗想了一下。
他就知道容总理并不是单纯因为容长清的事情要请客，总还是要问一问其他的事情。
杨少宗稍加思量，道：“国内现在对这方面的很多估测还是不足的，现在地方政府急于打开房地产市场，无非是从深州模式中认识到了一个崭新的发现，那就是地产业是市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是深州模式的一个主要经验，大家现在都想这么搞，为了gd，为了财政收入，大家都很激昂。我们旗州的情况和深州不一样，我们是要讲共同富裕的，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所有人都要能住得起房子。所以，我们在旗州历来对地价是有调控的，调控的手段主要是两种，一是提供大量的公租屋去抑制商住房的房租，逼迫二手房流动加快，籍此压缩商品房的涨价幅度；二是根据预期未来几年的涨价幅度和供应情况，我们随时加大商品房的供应量，压低价格。我们压低房价无非是几个因素，相比其他未进行试点改革的城市不同，我们的地价已经有泡沫，其次，还是那句话，我们必须让所有人都住得起房。如果我们不调控，完全按照深州模式来操办，旗州的房价目前很可能超过淞州和首都，很多年轻人是买不起房的。旗州的情况尚且如此，一旦扩大到全国范围，特别是首都、淞州这样的城市，我相信一味采取深州模式的最终结果是房价连连高涨，买不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就会产生类似于的经济泡沫。相比，我们一旦有了这种泡沫，代价和损失会更高！”
容总理默默点头，道：“我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担心，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谈旗州模式和深州模式，总的来说，毫无疑问是你们旗州模式更为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目标。现在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地方财政普遍趋紧，没有一个市能够在财政盈余上和旗州抗衡，包括首都，财政盈余的规模也只是你们旗州的一半。所以说，旗州模式好，但是很难推广。深州模式不是那么理想，相对而言更容易推广！”
杨少宗道：“如果我们按照深州模式推广下去，那我们在未来十年中，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经济局面。第一是社会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有房的人财富像几百万的规模增长，没有房的则惨不忍睹，最糟糕的是所有人都将财富希望寄托在房子上，大家都采取分期贷款，将所有的工资都投入住房，国民实际消费能力屡创新低，甚至会出现在大城市的炒房投机问题。第二是gd的表面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它的质量将远远不如以前，其中一半可能是靠地产业来拉动。中国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就绝对不能将自己的经济增长希望寄托在地产业上，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工业强国的基本思路，要做好高技术和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整体产业，比如说冶金、机械。我们中旗目前的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未来经济产业想要逐步升级，高速铁路、微机及信息设备、造船、高精度机床、数控机床、重型机床、汽车、电力电气设备、半导体芯片、软件、生物工程、制药、高技术化工都是我们必须抓紧的方向，甚至连航空方向，我们也不能停止，不能说资金紧张就不去做，国家资金紧张，那就让市场自己去融资。我们未来十年打算融资一千亿的资金，累计投入到这些领域中，一部分是自己从中旗系不断套现的资金流，另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还是靠股市、贷款和其他融资渠道来完成。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拿下高铁项目，甚至可以向国外出口高速铁路，这个gd的增长率是多么优良？如果我们能够拿下支线飞机、大飞机，这又是多么的优良？我说的这一系列的项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任何一个的规模效应实际上都不如地产业大，但任何一个都比地产业要更优质。”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补充道：“但是，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没有任何遏制和平抑手段的增长起来，发展起来，就像深州模式这样发展起来，国内绝大多数的流动资金都会滚入进去。特别是对企业来说，就以我们中旗投行而言，我们旗下控股的地产上市公司有三家，非上市的还有中旗置地集团公司，如果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是20%，当年投入当年收益，今年投资一千亿，明年收回来一千两百亿，再依靠其他融资手段，特别是银行贷款融资，我投资一千亿，收回来的是一千八百亿，那我还搞什么高科技研究投入？中旗尚且如此，其他的公司就更别谈了。所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是按照深州模式发展下去，那就是饮鸠止渴，暂时解决了国内的地方财政问题和gd增长，以及劳动就业率等等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去分析、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没有说是依靠地产来解决发展问题，而且，一旦他们采取了这个选择，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很好。所以，我的意见是推动中国地产业的发展势在必行，但深州模式这样纯粹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政策绝非一个好的选择！”
容总理沉默了一段时间才说道：“其实我们目前主要也就是在讨论深州模式和旗州模式的差别性，中央当然是想推行旗州模式，但地方政府相对来说都比较害怕你们的模式，因为你们旗州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不靠房地产解决问题。你们的利税水平在全国范围都是最好的，集体资产的规模是最大的，人均能做到几十万的资产额，旗州的人均收入能做到7万多，这个绝对不是其他城市能够比的。所以，包括社科院在内的一些研究机构总体上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还是要先发展，达到旗州的水平再来谈旗州模式，深州模式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水平，你们是一个高端水平，问题就在于这个高端模式在全国推广不了。”
杨少宗就和容总理争辩道：“旗州模式不是说非要推行住房补贴等等政策，它的关键点在于必须要提前调控房价，将房地产的利润率削弱，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向国内的科技和工业领域。我们不能说土地竞拍价格高了，房地产的利润就会削弱，不可能，香港、东京的地皮价格都是天价，它们的房地产利润仍然不低。香港排出一百个亿万大亨，里面有五十个是搞房地产的，这就很不健康，香港的土地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也不低，恰恰因为所有的资本都向房地产流动，这就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说香港的经济是一点都不健康。如果我们二十年后回头一看，二十年后的中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香港，全国只有两个领域做的非常高，一个是房地产，另一个是金融业，那就真的很有问题了，如果届时爆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中国的gd就得降低50%。十年的发展成绩全部毁于一旦，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资本全部流向了两个暴利领域，没有扎扎实实的将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构建起来，我们只是搞了几千个代工厂，生产塑胶鞋和羽绒服，我们的高铁、客机、高精度机床、lng、芯片全部是从国外买的，我们全国的操作系统是微软的，芯片是英特尔的，手机是爱立信的，机床是三菱的，压缩机是三洋的，汽车发动机是本田的，核电站设备是西屋和东芝的，高铁是新干线的、阿尔斯通的，变压器是bb的，低压开关柜是西门子的，服务器是ibm的，信息设备是思科的，通信设备是贝尔的，甚至连我们满大街跑的汽车都是合资企业的，挂着别人的牌子，用的是别人的车型，我们连一辆轿车的自主研发都做不到，我们的牙膏香皂都是外国品牌，我觉得这样的中国是一个悲剧，哪怕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甚至是第一大，那又有什么意义？”
这一刻，容总理沉默不语，他实际上是主推深州模式的幕后力量，没有他的支持，大家不会统一的无视杨少宗的那些提议。
这天晚上，容总理本意是想安抚一下自己的老部下，说说自己的苦衷，他不是不欣赏旗州模式，不是不欣赏杨少宗这些年在旗州搞出的这些特殊情况，而是他确实做不到。
几千个地方政府嗷嗷待哺，中央的这点税收盈余根本支持不住。
可在这个晚上，他被杨少宗说的很痛苦，他实际上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选择是对长期发展无益的，他只是没有想清楚具体的不利影响在哪里。
杨少宗则很干脆的告诉了容总理，以一个资本家最犀利的目光看出了问题最为关键的部分——资本的流动性问题。
见容总理犹豫着，杨少宗继续劝说道：“总理，我也搞了这些年的国企改革，您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国内有谁是最了解国营企业体制的，我觉得最深入的人应该是我吧。我则要说，指望国营企业去搞这些高科技和高资本的工业核心投入很艰难。我现在拿出六十亿豪赌高铁，那是很有把握的，我从94年开始布局，今年才正式提出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神州工业集团筹备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心和产业链，很多基础研究和技术引进也持续了两年。我实际拿出了二十个亿，其余都是靠资本市场去解决问题，只要融资到位，我要拿出三个亿专门奖励整个科研团队，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国家工程院的机车领域院士，我和他们从95年敲定了一份合同，只要搞出来可以实际运营的高铁，每个人单独奖励一千万，另外跟着团队再进行奖励。我们现在预计5年内，2000年左右就能有自己的高铁实验车型，2004年之前，我们希望做成熟，至少能保证230公里每小时的稳定时速。问题是我们不止这一个项目，地产业不受任何限制的高速增长下去，本身就是一辆不受限制的高铁，它跑了起来，其他的工业项目怎么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容总理此时只能是默默点头，他已经确信杨少宗的说法比其他所有专家都要重要，因为杨少宗考虑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