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中开始,苏联拟订的作战方案中,攻击方向原本只是指向新疆境内的人民军,有关兵员、物资自然也是向新疆西部中亚军区辖区内调运。
在2月下旬确认人民军进占蒙古西部后,根据斯大林的严命,苏军又开始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蒙古境内运送兵员和物资。
在原本历史上,蒙古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始建于37年,是从库伦到纳莱哈煤矿长达43公里的窄轨运煤铁路。因而,在36年初,蒙古境内是一条铁路都没有,就连能通行汽车的公路也不多,再加上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严冬未过,这样的条件下,苏联能在4月初对蒙西的人民军发起攻击已然是足够快的了。而能有这样的速度,还是斯大林严厉督促的结果。
从后勤运输上看,在新疆方向,人民军比不过苏联因土西铁路带来的便利;但在蒙古西部方向,人民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却不比苏联差,甚至因不计成本的动用飞机空运,人民军在蒙古方向的运送能力在整体还略超苏军。
尽管人民军此前曾向外界披露苏军进入蒙古的事实,但苏联宣称苏军在蒙古方向并无大的军事调动,只是应蒙古政府请求派出少量兵力协助蒙古地方防备人民军可能的进攻而已。南京当局也曾向苏联提出外交抗议,可苏联方面并未理睬。而苏、蒙双方在3月12日签署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自然也就不为外界所知。
就在苏军备战进入最后阶段,日本关东军却按捺不住,在3月26日出兵蒙古
在原本历史上,日本关东军是在36年3月30日才进入蒙古阿达格多兰地区的,由涩各支队出动兵力1500人、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而现在,受人民军占据蒙西大片区域的刺激,涩各支队不但比历史上的提前4天,兵力更是扩张了近一倍,达到3000人的规模
“既然连孱弱的支那人都能在蒙古获得大片土地,还打败了苏军,那多次打败支那部队的帝国军队肯定能在蒙古为帝国获得更大利益争取更大荣耀”这种想法不但在关东军中下层很有市场,就是关东军上层也不乏赞同者。至少现任关东军参谋长、发动九?一八事变元凶的板垣征四郎,以及副参谋长今村均等人就持此种观点。
当日本国内二?二六兵变被平定、军部权力扩张,甚至国家政权也开始按照军部意志进行统合时,有“下克上”、“独走”传统的关东军真的按捺不住了。只要出击蒙古成功,就如同当初的九?一八那样,关东军擅自行事不但不会遭到指责,反而会受到热烈欢迎。
当然,对苏联进入蒙古兵力的误判也是导致涩各支队贸然行动的一大原因。关东军将领们认为,苏军刚在新疆遭受了人民军的打击,又正在向新疆周围调动兵力和物资,加上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寒冬未过,蒙古境内交通状况又差,苏军就是向蒙古出兵其数量也会有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幻想着为帝国建立功勋的涩各支队于3月26日开始了向蒙古的进军行动。
日军的行动很快就被上报到了库伦当局和驻蒙古苏军指挥部。因人民军有唐努乌梁山、杭爱山等天然险阻做凭借,又炸毁了通往西蒙古的通道,苏军一时难以下手才要准备充分后发动。
可日本人进入的是蒙古草原地带,既没有大的险阻,又可以通行汽车,加上在苏军眼里日本又是比人民军更为严重的威胁,基于种种情况,负责指挥蒙古境内苏、蒙军队的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员格里亚兹诺夫经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先教训日本人
于是乎,涩各支队可就悲摧了,想建立功勋的变成给对方送功勋的,打猎的变成了被打猎的要不是苏军不想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涩各支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涩各支队吃了大亏,关东军和日本军部自然要跳出来为人张目。当然,关东军方面不会说是先进入蒙古,只大肆宣扬苏军有大批兵力进入蒙古,并称这是“苏联扩张的又一铁证,是满蒙地区安定的最大威胁关东军决不会坐视不理”
与此相对应,日本国内的广田内阁也在4月2日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在中国的驻军。其中,关东军的兵力由现在5个师团恢复到32年时的6个师团;平津一带的驻屯军将由不足两千兵力增加到近6千,并由原来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久驻防制。
在原本历史上,广田内阁是在4月17日召开增加中国驻军会议的,但现在受涩各支队残败影响以及人民军进占蒙西的刺激,在军部的要求下,这次会议整整提前了半个月而且还比原来历史上多出了关东军5月底前增兵一个师团的内容。
有“苏联威胁”来充当最佳借口,日本人根本就没想隐瞒内阁会议的内容,公然决定增兵满蒙和中国华北。
与日本内阁会议相针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4月2日通知了中国外交部有关《苏蒙友好互助条约》的内容。这当即遭到了张群的抗议。随后,南京政府外交部又在4月3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了书面照会,强烈抗议苏、蒙之间的协定。
以前人民军只是说苏军进入蒙古,而苏联又以托词掩饰其真正目的,但现在因日本关东军横插一脚,使得苏军进入蒙古的真相彻底摆在世人面前。苏联为了给的行为找借口,便抛出了3月12日就签定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
消息传开后,在南京当局正式反对,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口诛笔伐,以及日本人推波助澜之下,国内在原本抗日的声浪中又增加了“收复领土、打倒苏联”的呼声。局势发展到这样,是莫斯科所始料不及的。
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分别召见有关大员,专门研究对新疆、蒙古的作战行动。按照原来部署,新、蒙两个方向的战役将在4月8日同时发动。但现在增加了日本关东军这个可能的变数,斯大林必须弄清楚,苏军能在多长内解决人民军?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能否在对付人民军的同时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攻击?毕竟,3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很多都出人意料,苏联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实在是不一般的大。
欧洲方面,继去年3月德国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重新武装之后,希特勒又在今年3月7日派兵进入莱茵区。对于希特勒的这一挑战,英法两国都没有做出人们期待中的反应。
实际上,当法国外长乘坐飞机去伦敦征求英国的意见时,英国却认为,德军进入莱茵区不过是回到他们的土地上罢了。英国首相鲍德温更是警告法国外长英国坚决反对法国出兵干涉。英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也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
鲍德温所奉行的不过是英国一贯的“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平衡”的传统政策。有德国人牵制一战后有些嚣张的法国人,这是对英国有利的事情,鲍德温巴不得呢。
希特勒在派兵进入莱茵区后,为了减少西方世界可能的反对,公开表示德国的扩军仅仅是为了巩固国防,是为打击苏联向巴尔干扩张所进行的必要准备,民主世界应当放心。
受希特勒表态的影响,西方世界里不少人公然为其行动叫好。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曾吹捧道希特勒的要求是驳不倒的”而英国保守党的报刊则把希特勒当成了救世主,声称他给惶惶不安的西方带来了新的希望”。
英法两国的不作为,使希特勒的冒险获得了成功。但希特勒却不会因此而感谢英法两国。当他在国会向全体议员宣布德军开过莱茵河的消息后,在接受众人的欢呼时,希特勒公然宣示我们决不投降——不决不我们也许会毁灭,但当我们要毁灭的时候,就会把整个世界捆在一起——一同跳入火坑”
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对苏联毫不掩饰的敌意,以及德国在反共旗帜下的扩军备战,这是斯大林所清楚的。而英、法两国在德军进入莱茵区后的沉默也让斯大林清楚了西方世界纵容德军并使其向东威胁苏联的意图。
事实上,西方世界纵容、扶持德国以对抗苏联的做法并非近几年才开始,而是从一战结束后就一直在进行。从道威斯计划到杨格计划,西方世界为德国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大力支持,而经济的复苏又为德国政治、军事的重振奠定了基础。
在1925年10月于瑞士洛迦诺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确定了德国西部边界,但却向德国向东方邻国和苏联扩张的大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得以加入国联。这就使德国在政治上取得了和战胜国平等的地位。
在1932年12月于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上,英、美、法、意、日五国政府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原则上承认了德国军备平等的权利。在同年举行的洛桑会议上还正式取消了德国的赔款义务。
而到了36年3月,希特勒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莱因非军事区。同时,加紧扩军备战。
可以说,正是西方世界对德国的纵容和扶持,才使得德国能在一战后短内就得到恢复。而希特勒上台后的作为,不过是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把西方世界的纵容和扶持发挥到极致罢了。
一个德国就够让苏联警惕的了,但在远东还有一个可称得上是世仇的日本。从日俄战争到一战后日本对俄国内战的干涉,再到眼下苏、日军队在蒙古的碰撞,苏联和日本间同样是矛盾重重。而且在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后,受地缘影响,苏、日间的紧张气氛比苏、德之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军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苏联的敌意也更加浓厚。这从日本内阁增兵中国东北、华北的决定、以及日本参与鼓噪的中国国内反苏浪潮中就能看出来。
此外,在欧洲还有一个反苏情绪浓厚的意大利。尽管意大利各方面实力比德国差得远,可在欧洲也是苏联无法忽略的敌对力量。
这几年里,德国、日本、意大利都在加紧扩张军力,从34年到36年,日本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从43.4增加到70,而德国从21增加到67,意大利则从20增加到52。
正是有这样几个对苏联持敌对态度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已经开始与苏联发生直接碰撞,斯大林才为即将发动的新、蒙作战担忧起来。对于人民军,斯大林他们不会是苏军的对手,可若苏军同人民军激战时,日本再插一脚呢?若再引发德国的行动呢?这些都是斯大林无法忽略的问题。
针对斯大林提出的关于苏军解决人民军需要的和付出的代价,以及能否同时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攻击等问题,苏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毫不隐瞒地回答道若要击败新疆、蒙西境内现有的人民军,以我军目前出动兵力看,至少需要3个月以上的;我军将付出几万人员伤亡的代价;至于能否同时应对日军的攻击,那要看日军介入的程度。若是象这次涩各支队的规模,我军不难应对,但若是关东军几个师团都压上来,我军恐怕是难以应对的。”
“对付人民军需要3个月?”斯大林有些不满地皱起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