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快速的发展着。

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所能想象的范围，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已经难以用数据来评断。

在1922年，世界经济已经逐步脱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和深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数据上已经是美国的1.45倍。

美国gdp每年都能保持2%-7%的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1916年高达13%，这是最惊人的一段增长期，而中国gdp则是长期保持在7%-12%，最高时期如果不进行财政控制，完全可能突破15%。

虽然中英殖民地合作条约经过大幅度的重新修订，中国商品在英国殖民地的销售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在待遇差不多的中美两国竞争中，中国商品仍然保持着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在本国殖民地体系内部投资也逐步见到了成效，保护国、自治邦和海外省的总gdp都在以每年4%的幅度增长，其中，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的gdp每年增长幅度都在7%以上。

在进一步加强了亚欧同盟的条款约束力后，从1918年开始，中国资本在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的每年投资总额都超过20亿中圆，在三国建立了完整的新工业体系，其中，阜康财团占总投资的70%左右。

1921年，原先保持中立的希腊也选择加入亚欧同盟，在同盟内获取更大规模的投资，做为加盟的条件，塞萨洛尼基地区归还希腊。

达成协议后，中国对希腊给予为期五年的4.5亿中圆扶持贷款，用于教育、农业扶持和基础建设。

在政斧的支持下，现代重工开始主导在希腊的发展，围绕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维利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的矿业资源和基本工业体系，集中在希腊发展工业。

中国海军在希腊、阿尔巴尼亚、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的驻防等级与之提高，由第四舰队驻防，总体编制和中央本部三大舰队相当，主力舰队位于沃洛斯军港。

在德国，阜康财团旗下的巴斯夫财团重新返回德国本土，并以德意志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为核心，稳步发展，同时加大在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投资。

通过继续加深两国教育和技术合作，中国在德国留学生规模逐步恢复到战前水平，在德留学生总数超过1.1万人，德国在华留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余人。

国内的主要省份基本实现了国民教育的第二阶段，全国拥有5.6万所小学、1.4万所中学、两千七百余所高中和三千多所中级职业学校、274所大学及高级职业学院。

全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84%，大学及高级职业学院在校生总数超过113万人，高中及中级职业学校在校生超过4百万人。

在对中国殖民地体系内部和亚欧同盟中，中国对外教育援助开始逐步增加，每年在华的外国留学生数量陆续增加到2.7万人。

燕京、香港、天津、新加坡陆续设立新的国际区，允许外国公民长期居住，并持有国际区的居民权，中国对外国的移民政策越来越开放，继续保留多重国籍认可。仅1921年，外国公民的入籍数量申请就达到了47万人，由于历史问题，俄罗斯人约占一半数量。

相应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国际化，国内大学的外国教授、教员数量在1921年达到4.7万人，国家也推行优厚的技术移民法案，对外籍高学历公民给予一定时期的税收优惠政策。

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香港外国语大学、南洋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江南大学、香港大学都是国内高校中较为典型的国际型大学，外籍教员和留学生的比例都超过30%。

中国正在快速的变化着。

吃过苦的胡楚元对中国的教育一直维持着较为自由和宽松的态度，在国内，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一门外语，但不一定非得是英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都可以接受。

在整体教育结构上，中国教育体制依然是在仿照德国。

中级职业学校是国内最为主要的人才基地，超过70%的中级职业学校都属于国立，学费基本全免，特别是依靠中级师范学校，大量培养着面向中小学教育的教师，为迅速实现普及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的，数量更多的中级工业技术学校则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技工。

和高中不同，中国的中级职业学校通常都是四年制，在为期三年半的高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还会有半年的实习教育，分派到各个厂工作实习。

国内的所有工厂都有义务接收实习生，同样继续有义务为职工提供每周至少五个课时的在职诚仁教育。

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中，中职学历的学生在就业时要更为容易，高职教育一般是三年制，高中生和中职生都可以报考。

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异常重视，以及多年的全面学习德国的精神，使得中国在制造业上拥有其他国家几乎难以战胜的优势。

中国在电气工业革命上的大幅度的前进，即便是美国也难以追赶。

截至1922年，中国电力装机总容量已经是美国的3.7倍，整个欧洲的总和，火力、水力、地热、天然气、柴油机都可以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也不断的出现。

整个电力工业的大革命，农村电网的建设，远程电话的推广，大农业经济的推广，机械化耕种的全面推进，公路铁路的大规模扩建……一切都仿佛是下一个世纪的中国，站在这个时代和其他国家进行不平等的竞争。

蒸汽机即将退出中国，很难发现，即便是在电力不足的地区，至少也能看到柴油机、汽油机。

在大部分的农村，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和其他各种农用车都已经很常见，在较为偏远的农村，牛耕、马耕也基本能够普及到每家每户。

经过多年的人口调控，国内基本实现了中农经济政策，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和省份，富农经济政策也已经普及，在2.93亿的农业人口中，约有1700万户达到了富农标准的每户30亩，超过92%的农户家庭达到了中农标准的12亩/户的指标。

随着国内农业土地供应增加，农业税收政策开始调整，在不超过120亩的情况下，农业税都不会额外增加，在人口较为稀薄、海外省，这一数据会继续增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内大约有177万户农户拥有超过100亩以上的土地，54%集中在新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苏曼西亚和东北。

在海外省，拥有超过一千亩田的现象已经很常见，大批的农户在国家的调控下，通过统一的农社安排到国外发展，在海外经营种植园。

国内畜牧业和常规农业有着不同的统计数据、征税标准，畜牧业是国家更为推重的农业经济，在内蒙古、外蒙古、新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东北三省、伊犁省、青海、藏省、甘肃、宁夏、山西、山东，畜牧业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