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事关重大，非临国公镇守不可。”王有功笑着说道：“有长江水师在，若是能再有别家兵马，倒也非死守一途。”

“别家的能来便来，不能来我便整顿训练降兵，亦不难有可用之兵。”李来亨有些无奈，也有些鄙夷地撇了撇嘴。说道：“黎尚书要我军配合，打击川东土酋，正好以战代练。”

世居湘、鄂、川、黔边境地区的土司很多，尤以土家族为主。元代初中期，当地少数民族各蛮峒的活动比之以前呈明显加剧的态势，各土酋势力叛服不常。元初的几次叛乱给元朝制造了较大的麻烦。元朝兴师动众才得以平叛。在平息叛乱的基础上，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招抚政策，先后在湘西地区设立了安抚司、土州、长官司等土官职级。

明王朝建立后，在元代土司设置的基础上，对土司的建置、职官品位、承袭、废置、升降、朝贡、征调等，都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土司制度趋于完备。在明朝正式的文武土司职衔中，土家族土司除了永顺土司下辖有三个土州属文职土官外，其余全部为武职土司。包括从宣慰司、宣抚司到安抚司、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的所有土司，均有设置。

此外，明朝廷还在土家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及土、汉杂居地区，设置卫所，驻守重兵，加强军事防御。比如，鄂西设施州卫和百里荒千户所，湘西设九溪卫。还有永定卫、辰州卫、黔江千户所等等。卫所设有卫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员，在土家族地区周围建立起军事防御包围圈。

明廷在各地交通孔道。设关口，建隘口，以汉官、汉兵屯驻，或以土官、土兵把守。这种严密的军事防御与林立的关隘，不仅可以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使其与汉族人民隔绝。实现“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限制，而且可以防止“土司出没”，加强对土司的控制。

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既互相依存。彼此利用，又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土司是“自王其地”的土皇帝，与封建中央王朝在统一与割据的问题上，一直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每当中央王朝新旧交替，无力控制时，土司往往趁机起兵，力图摆脱控制，向外发展，扩大自己的辖区；当中央王朝控制过严时，土司也要起而抗命，反对控制。

满清入主中原后，李来亨、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等领导的农民军转战湖广，组成“夔东十三家”，独立抗击清军，土家族人民随之投入夔东十三家抗清斗争的行列。

清顺治二年，十三家攻陷九溪卫，占据慈利县城。顺治三年，李来亨等自归州、兴山攻巴东县砦洞时，酉阳司武生白士眉联合忠路、沙溪各司土兵，攻陷彭水县城，与农民军相互配合。顺治四年，农民军攻陷施州卫，后又相继攻下建始、巴东、鹤峰、利川等县城。酉阳、忠路、唐崖、大旺等司土兵与农民军彼此呼应再度攻打彭水。上自川东，下至彝陵，都为农民军占领。

但有拥明的，便有附清的。比如永顺、保靖的土司彭朝柱便派遣舍把持册，前往辰州清军行营，向清朝统治表示归顺。并于顺治四年，击退明桂王部将王进才、马进忠所部，迫使王、马转移。

顺治十一年九月，李来亨部又进攻保靖，在酉水对岸扎营两个多月，保靖土司彭朝柱之子彭鼎纠集土兵万余人进行抵抗，农民军死伤数千人。顺治十四年初，刘体纯派王光兴部将刘宏昌等带领精锐士兵二千多人，其中“建始人多从之”，从巴东以北横渡长江，昼伏夜行，不到四天到达容美，将抗拒十三家的土司田甘霖全家擒获，后以金银数万作为赎金，田甘霖一家始被释放。

后来，督师文安之几经周折，含辛茹苦潜行群山到达鄂西，深入抗清农民军驻地，“依刘体仁（纯）以居”，与大顺军老将合作，共图抗清大业。当时川、鄂边境的各路武装“众犹数十万”，统称夔东十三家。其中主要是刘体纯、李来亨等领导的大顺军余部，此外还有一些“啸聚山林”的乌合之众，如反复无常的地主武装谭弘、谭诣，一味守土保寨的王光兴等，“各自雄长，不相统属”。更有打着抗清旗号的队伍，却干着扰民勾当，可谓是真伪难辨，鱼龙混杂。

文安之遍巡鄂西山区。“日以忠义激励诸镇，锐意复兴”，除广泛结纳各部首领外，还设法争取世居湘、鄂、川、黔边境地区的容美土司加入抗清行列。

容美宣抚使唐镇邦拥兵自雄，文安之“知其才”，亲临山高林密的白溢寨（今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晓以大义，多方斡旋，因势利导，使其“挈众来归”。又至土司田氏处，温言抚慰，谈诗论文，缓和了田氏与十三家的仇怨。

及至西南兵败，文安之听到滇土尽失，西南边陲易帜。永历逃入缅甸的消息后，沉痛地感到“收蜀以迎跸”的愿望断难实现，忧愤致病，“薨于军中”。

容美土司田甘霖得知其殉难后，饱含悲痛写下了《哭文相国时困巴东作》：炎海瘴江几度深，君恩未报却相侵。经论漫措擎天手，慷慨孤悬夹目心。虎豹重关何处觅，啸吟多句独堪钦！可怜杜宇春来恨。啼向愁人泪满襟。表达了对友人的崇敬与同情，同时也倾诉了自己的家国之痛。

文安之是有明自天启迄永历的“历朝人望”。这无庸讳言。作为南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他同抗清农民军首领在“扶明”与“联明”的问题上，无疑存有分歧观念。但他的独到之处是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悉心鉴衡，能与农民军求同存异，并能联合这些武装坚持抗清斗争，足以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文安之说过：“予惟旧史。得纪新勋”，要以“立德、立言、立功”来自勉。他在高度爱国热忱的支配下，能够体察民意，见危受命，身居抗清第一线。与农民军风雨同舟达十余年之久，虽屡受挫折而矢志不移，近于垂垂暮年而壮心不已，为恢复河山鞠躬尽瘁，为实践“三立”的诺言直到以身殉职，的确无愧为南明的有勋之臣。

由于文安之的卓然工作，很多土家族的头人们尊称文安之为“文国相”，并乐意筹办军饷。同时，文安之也帮助农民军克服了流寇主义，惨淡经营之下，能以贫瘠的巴巫山区作为抗清根据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固然是农民军艰苦奋战的结果，但与文安之的精心调度也是分不开的。

而历史上，文安之死后，川、鄂边境的抗清组织再度失去了统一指挥。如果他仍健在的话，在清军的“会剿”之下，十三家应该能够联合、协同作战，虽然不敢说能要破清廷的会剿，却会给清军造成更大的损失。

人虽亡，政犹在。现任夔东地区的最高长官黎维祚便对文安之的“屯田自给，兴盐铁之利，与民公买公卖”等善政赞赏不已，很多政策不加改变便继续实施，又效仿文安之亲入土蛮，争取各部土官的支持，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壮大抗清的武装力量。

而封官授印的亲善安抚固然重要，但对投靠满清，坚持与明为敌的土司，黎维祚也决心坚决予以打击，以震慑其他。其中，屡次抗拒明军的保靖、石柱土司彭氏便是重点目标。

既已经定下了向鄂西川东移民发展的大战略，地方上的阻碍便必须要消除。而十三家与地方上的土官势力也时有冲突，对于李来亨所说的以战代练，刘体纯并不意外。

“那石柱宣慰司的马家——”刘体纯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道：“若不动刀兵最好，其军力不可轻敌啊！”

石柱土司是土家族六大宣慰司之一，马家更出了一位巾帼英雄——秦良玉，便是土司马千乘的夫人。马千乘被害后，因其子年幼，秦良玉于是代领夫职。并率领兄弟秦邦屏、秦民屏先后参加抗击清军、奢崇明之乱、张献忠之乱等战役，战功显赫，被封为二品诰命夫人。

皇帝朱由检曾作诗四首赞颂秦良玉。秦良玉死后后世文人赞颂秦良玉所作的诗词非常多，曾有“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的赞誉。”明朝灭亡后，南明王朝追谥秦良玉为“忠贞侯”。

即便不说秦良玉，那马家也是家世渊博，乃汉伏波将军马援后人，世袭石砫宣抚使。但现在，土司马祥麟子马万年，也就是秦良玉的孙子，已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归附清朝，仍授宣慰使一职。

自秦良玉时，石柱便有“白杆兵”骁勇善战。更兼领九溪十八硐，大山外有陈、伍、高、崖、罗、向六族，山以内有谭、刘、奉、何、冉、江、白为七族。虽无城郭而有峒寨，十三族皆得立寨栅，具徒卒，无事尽力农亩，有警则各寨并起，以听指挥。境内高峰绝岭，星罗棋布，皆各族屯兵边所。忠路、酉阳、唐岩、沙溪等司，皆推石柱为司长，音问不绝。论实力的话，不可小视。

“九溪十八峒未必全服膺马氏，十三族也有数族有脱离之心。”王有功嘿然冷笑道：“若马万年念祖母忠贞之德，我军尚可手下留情。若是死心附清，那便说不得，要让石柱分崩离析，从此只有安抚司、长官司，再无宣慰司。”

王有功的意思很明显，便是要把石柱划小，不设宣慰司这一大的土官职别，却以更多的小的土官来管理。这样便防止了一家独大，更方便分而制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