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四年确实是南宋朝廷幸运的一年，仙人关和襄阳府这连续两场大战，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但坚守住了原先的阵地，还杀死和杀伤了大量的金兵，让人口数量并不多的女真人捉襟见肘，危机四起。

经过仙人关和襄阳府这两场大战，南宋小朝廷真正站稳了脚跟，不但守得住，而且还有余力发起进攻。

金、宋两国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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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岳飞的胜利，南宋小朝廷可是喜出望外。

原来朝廷担心的是，一旦岳家军失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就会横渡长江，与洞庭湖的杨幺水师联合在一起。

假如这种情况变成事实，南宋朝廷的国运也就到头了。

如今岳飞的获胜，可谓是一扫阴霾，重新还给南宋一个晴朗的天空。

因为伪齐在襄阳府的失败，也同时宣布了洞庭湖叛军的末日很快就要到来了。

除此之外，岳飞在襄阳的胜利，对于南宋朝廷而言，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意义。

《鄂王行实编年》中有这样一句话：襄汉悉平，川、陕贡赋、网马道路，至是始通行无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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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皇帝看着手中的捷报，嘿嘿一笑，对满朝文武百官说道：““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

高宗皇帝这一句是老实话。

在这一战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岳飞治军严谨，纪律分明；但是。对于岳家军实战中的战斗力，朝廷众人都不甚了了。所以才会在湖南灭四寇的战役之中，下诏让韩世忠出兵协助。

而在收服襄阳这一战中，岳飞独立领兵。以弱胜强。不但打败了李成的三十万大军，最重要的是。消灭了刘合孛堇的三万骑兵。

能够在平原旷野中消灭这么大规模的金国骑兵，岳飞给南宋朝廷填补了一项两国交往数据中的空白。

还有一点，此次战役是南宋头一次收复了大片失地.其中包括了原先在李横辖区之外，而由伪齐控制的唐州和信阳军。这又是南宋立国八年以来，进行局部反攻的一次大胜利。

对于高宗皇帝的金口玉言，时任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的胡松年上奏说： “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岂能成功耶？”

胡松年并没有溜须拍马。而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只有严纪律，才能够拥有一支真正强大的钢铁之师。

胡松年这一番说话非常精辟，可惜的是，之中没有加入一些赞颂皇帝的字眼。在敏感的高宗皇帝心里种下了一丝阴霾。

一年之后，秦桧当政，这位精通易经的书生因为不愿意“曲意阿附”，向当朝引疾辞职，改任宣州知州。绍兴十六年胡松年病逝，享年六十岁，墓葬宜城梅林，后迁葬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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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重大的一场胜利，朝廷的奖赏是免不了的。

朝廷按照早先的许诺，将岳飞由正任镇南军承宣使连升多级，调升为清远军节度使，其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后军统制。

这里的“荆”是指荆南府，“襄”是指襄阳府。

也就是说，朝廷任命岳飞“制置”荆湖南、北路的首府潭州和荆南府，以及荆湖北路。

为什么朝廷会把这些地方都划入岳飞的管辖之内，原因是洞庭湖的杨幺叛军。朝廷派王燮剿灭杨么，“制置无功”，准备把这项工作也都交给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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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原本是唐朝的官职，是一个大州府或者大军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宋朝虽然继承唐制，却把节度使这个实职改为荣誉性的虚衔，是武将晋升的“极致”，礼遇优厚。

凡封拜节度使，朝廷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其中包括龙、虎红缯门旗各一面，画白虎的红缯旌一面，用一束红丝作旄的节一杆，麾枪两枝，用赤黄色麻布做的豹尾两枝。

全套旌节共五类八件，都用黑漆木杠，加以种种装饰，制作精美，旌节自宋廷发出后，沿途所至，宁可“撤关坏屋，无倒节礼，以示不屈”。隆重 而别致的“建节”仪式，为另外的文官武将所无，特别用以显示节度使是武人升迁梯级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虚衔。

南宋当时已建节的大将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吴玠四人。

因抗金战功而建节者，岳飞是第二人。他的战功暂时还次于吴玠，却已远胜于其他三人。至于在三十二岁的年龄建节，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的。

问题是，但岳飞“自列校拔起”， 一旦骤然与诸大将平列，也招致韩世忠和张俊的忌妒，特别是过去曾三次任岳飞上级的张俊，更是愤愤不平。

从北宋到南宋，在朝廷上流传着一种不成文法：每一个文武大臣在接受到新任命的官职之后，至少要上奏请辞两三次，朝廷上每次也都降诏不允，然后才肯接受。岳飞在每次升官晋秩时也都照这种惯例办事。

这种做法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人皆有之，照例是诚伪莫辨，宋高宗也决不会因此而收回成命。

当清远军节度使的旌节自临安府发到鄂州，全军将士都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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