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的内乱马上引起了周边地区的反应。

天会十三年冬，在金国北方的蒙古族人突然起兵反叛，攻打金国。

在大辽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里，蒙古人虽然名义上是契丹人的藩臣，却一直都是辽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

契丹人经常进入宋地抢汉人，而蒙古人则屡屡闯进辽地抢契丹人，这种情况构成了一幅有趣的画面。

只不过，这时候的蒙古人分散成很多个部落，没能凝聚起族群的力量，所以只能占些小便宜，没能对辽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在金国灭掉辽国的同时，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族各部落的边患。

金国灭辽的时候，曾经向蒙古人借兵，并向蒙古人承诺了种种的好处。

只不过，在女真人胜利之后，并没有兑现与蒙古人的“元约”，从而埋下了女真族人和蒙古族人矛盾的种子。

如今大金国内乱，蒙古人闻讯出兵，掀起了蒙古和女真两族交战的开端。

虽然这次蒙古人的出兵以失败告终，但是，星星之火已经点起，随时可以都可以发展成为燎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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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会十三年，还有一件小事发生了，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任何的回响。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南宋汉人的一个耻辱。

太上皇帝徽宗天子死了。

老皇帝发烧兼咽喉肿痛，没有药吃，只好私下服用当地的草头方子。

这些草头方子可能对当地的百姓有效，但是老皇帝身娇肉贵，抗不住药性，就这样死了。

本来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之路，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问题是，那些可恶的女真人居然将徽宗的尸体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

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而且用这种灯油点的灯特别光亮。

《宣和遗事》记载道：宋绍兴五年。经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复有药。彼中疾着，止取茶肭子啖，即愈。帝亦进上皇啖，味苦，及下咽喉，辄成疮疾满腹，帝自土坑中倾视上皇。则僵踞死矣。帝呜咽，不胜其恸。阿计替勉帝，可就此埋藏。问其俗，乃云，无埋瘗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击之，投州石中…….随即护人已白宫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径入坑中，以木共贯上皇而去。帝号泣从之。直至一石坑前，架尸于其旁，用茶肭及野蔓焚之。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以木杖贯其尸，曳弃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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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起来。徽宗赵佶可算是中国皇帝中下场最惨的一个。

国破家亡，皇亲贵戚任人凌辱，妻子女儿被人淫遍，临死之前是什么心情，实在难以想象。

最难过的是。死后还要按照金人的习惯，搞个什么火葬不是火葬，土葬不是土葬的玩意儿，尸体烧到一半还要用木棍打烂再埋，不知道算是什么讲究。

依照汉人的习惯，这样做和死后鞭尸有什么区别？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宋徽宗之死也算是不冤。

他的祖宗就是靠搞兵变，欺负柴家孤儿寡母篡夺的皇位。

尽管南唐国主李煜卑躬屈膝，刻意讨好也未能逃脱亡国的下场。李煜被俘带到开封之后，唯一心爱的女人小周后还要经常应召被宋太宗强奸，由几个宫女抱住手脚动弹不得，任由肆虐。

这段丑事还被宫中画师画了下来，简直是无耻之尤。

即便如此，李煜最后也未能逃脱一死，被宋太宗用酒毒杀，死状甚惨。

宋太宗干的好事全都报应到他的子孙身上了，区别只是范围更广，程度更烈，下场更惨而已。我淫人妻，人淫我妻，因果报应，分毫不爽。

虽说用因果报应来解释比较庸俗，但是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抛却祖宗干的好事不算，宋徽宗本人也不会招致丝毫同情。

太平盛世一味享乐，任用权臣佞幸小人，采办花石纲，搞得天下民不聊生。

本来就不是治国的材料，还要死死抓住权力不放，面对外寇入侵，进退失据，禅位给儿子以后仓惶逃窜，局势稍微好转之后又顿生悔意，总想着要如何把权力从儿子手中重新要回来。

平时贵为九五之尊，颐指气使。一旦遇到金人兵临城下，又一味忍气吞声，以求自保，落得个如此下场，也算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不断，但是往往在最后关头还有点血性，令人有些敬意。比较之下，朱由检煤山自缢，何其悲壮；蒋中正焦土抗战，何其惨烈。

象徽宗赵佶这种平时色厉内荏，欺压百姓，对外毫无血性，唾面自干的皇帝，如此收场也算是老天有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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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一一三五年这一个重要的年份里，南宋朝廷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缺少了大金国的那股血腥味，但是从重要性而言，却毫不逊色。

先是高宗皇帝把朝廷的重要官员以及一些有名望的读书人都号召起来，共同来参与和讨论以后的国策走向。

如何对待女真金国，如何对待伪齐的刘豫？

是战，是和，何时决战，怎样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