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高宗皇帝那些不断轮换的宰相们。

高宗皇帝的第一人宰相当然就是名满天下的李纲大人。

那时候高宗刚刚登上大位，什么都不懂，非常需要李纲这位前朝的名相前来辅助和教导自己。

不过很快，高宗皇帝就厌烦了李纲的铁血手腕，让善于逢迎溜须拍马的黄潜善和汪伯彦接手了宰相的位置。

黄潜善和汪伯彦确实能让高宗皇帝过得非常开心，但这两人实在无能透顶，让金兵打到门前而尚不自知。

于是乎，在逃亡的途中，高宗皇帝只好让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下台，替自己背黑锅，而临时把护驾有功的朱胜非提拔上来。

朱胜非也是运气不好，宰相的位置才坐了几天，就遇上了南宋朝廷的第一次反革命政变---“苗刘之变”。

虽然朱胜非在平叛中立有大功，毕竟与叛军有过密切联系，为了避嫌，朱胜非只好主动提出辞职。

这一次，高宗提拔上来的是善于理财、性格刚强的吕颐浩和刚刚从东京汴梁城撤退回来的杜充。

金兵再次杀到，杜充投敌叛变了。

而吕颐浩虽然陪伴着高宗皇帝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海上流亡的生活，但他还是被高宗皇帝免职了。原因在于，吕颐浩一贯主张对金兵抗战到底，而这时候高宗皇帝想的是争取与金兵和谈。

既然要和谈，当然要选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范宗尹就成了最佳的人选。

范宗尹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是前朝徽宗天子年代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高宗皇帝以为，范宗尹上台后，会在和谈上做出一番成绩。

然而，范宗尹让高宗皇帝失望了，他并没有在和谈的工作上做出什么贡献。相反，范宗尹竟然提出让朝廷的百官们反思。反思前朝失败的教训。

而反思的结果，最后的矛头居然指向尚在金国受苦受难的徽宗太上皇。

不得已，高宗皇帝只好把范宗尹给拉了下来。

在范宗尹罢相之后，高宗从江东召回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的旧相吕颐浩。有意让他重新主政。

作为范宗尹的副手，秦桧在觊觎着另一相位，于是对高宗表示：倘若为相，将有二策耸动天下。

高宗也想试用一下秦桧，在八月任命他为右相，而左相就是吕颐浩。

秦桧自知还不足以与吕颐浩争衡，便拉拢名士，壅植人望。而后就有人进言高宗，建议二相分任内外之事。绍兴二年四月，高宗决定让吕颐浩兼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专治军务，秦桧专理朝政。

吕颐浩很快就发现了秦桧在排挤自己，于是举荐前宰相朱胜非出任同都督，以便共同对付秦桧。

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与叛将虚与委蛇。在缓解事态、争取时间上是有功的，但考虑到自己与政变者打过交道，政变平定后就自请罢相。

高宗皇帝很清楚地知道秦桧任相以后在植党揽权，他虽然始终欲与金朝媾和，但这时还没有达到非秦桧不用的地步。况且高宗对朱胜非印象良好，就把他召回行在共赴朝堂议事。

秦桧迫不及待地向高宗兜售了自己“耸动天下”的方策，核心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秦桧初见高宗时提出的“南自南，北自北”方针的具体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只不过，这时候金国主政的还是好战分子完颜吴乞买和完颜粘罕，他们两人根本无意与宋朝讲和。

在得不到女真人任何消息的情况下。高宗皇帝极其愤怒，大声叱喝秦桧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

秦桧仅做了一年的副宰相。就被罢免。

接下来就是吕颐浩与朱胜非并相。

但吕颐浩在次年九月也被罢相，他主张对金朝与伪齐用兵，但宰相肚量稍狭，不能用李纲。绍兴四年九月，朱胜非罢相，由赵鼎替代他独居相位。

......

赵鼎号称中兴名相，是高宗时期最为人称道的一位宰相。

《宋史》对他的秉政方略有这么一段评价：“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固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

张浚因为在富田会战中大败于金兵，从西北召回朝廷以后，因此一度被免职。赵鼎认为他是个人才，于是让他起知枢密院事，视师江上。

绍兴五年二月，高宗皇帝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

从这个角度上看，赵鼎还是张浚的恩人。

张浚在对金方针上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在镇压杨幺起义以后，以为安内业已完成，可以转而攘外。

绍兴六年初，张浚决策出兵，收复失地，由韩世忠出兵淮东进攻京东东路，岳飞出襄阳直取中原。

二月，韩世忠进围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南），金齐联军驰援，宋军被迫退回。七八月间，岳飞的军队直导伊洛，逼近西京洛阳，朝野大为振奋。

这时候，张浚要求高宗皇帝移跸建康以求鼓舞士气，而赵鼎力求稳健，主张进幸平江（今江苏苏州），以防万一。

十月，伪齐方面采用“围魏救赵”之策，出动而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淮西。

赵鼎的措置略有乖张，他一方面主张回跸临安，一方面让高宗皇帝手诏张浚放弃淮西退保长江。

张浚得知伪齐军队并无金军后援，力主不能轻易回跸，以免军心动摇，高宗最终采纳了张浚的意见。

其后，因杨沂中的藕塘之捷与岳家军的驰援，伪齐军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