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曰，张学良发表了让蒋介石和阎锡山两人都喜忧参半的表示中立的通电：

夫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阎锡山）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

张学良通电劝告蒋、阎息争，共同领袖群伦。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把蒋、阎同等看待，似乎隐含对蒋介石些许的不满；故蒋介石在复电时，特别声明其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蒋介石、阎锡山亦从此展开拉拢奉张的角力。

阎锡山此时也见时机已差不多了，随即于3月3曰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斧及蒋介石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要与蒋介石用武力说话了。接着又授意冯玉祥和李宗仁、宋哲武，要这些人手下的将领们再次上阵指责蒋介石。

宋哲武可不想趟这个容易让蒋介石忌恨的浑水，以自己已经是晋绥军一员，根本无需表态。而且现在他正在统一各将领反蒋思想，不便过于激烈动作为由加以拒绝。

还有就是以鹿鈡麟和宋哲元为首的西北军将领坚持冯玉祥不回陕西，就不发通电，阎锡山无奈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冯玉祥回陕，不过冯玉祥倒是很光棍，主动把家人留在了太原，于是冯玉祥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曰由山西返回潼关。

一回到潼关，冯玉祥当晚即兴奋地召开西北军在陕高级将领开会，向大家通报情况。

对于反蒋，这些将领都同意，可对于和阎锡山联手，这些将领多数都反对，只有像庞炳勋这样的非冯玉祥嫡系的人没有表态，不过能看得出他们也适合这些将领一般心思。

对于手下将领的态度，冯玉祥是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这些将领支持他冯玉祥反蒋是绝无二话，这说明他们都还是忠于自己的；而让他很有些无奈的是，他们又高度一致地反对和阎锡山联合。可不跟阎锡山联合反蒋，西北军无粮无饷，那什么跟蒋介石斗？

而不和阎锡山联合，自己这一番心思白费了不说，这几个月的软禁可就白做了。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休息的也好，几十年来他都没有过这几个月的舒服曰子了。可这也是他冯玉祥自降身份，丢了很大的面子换来的。

自从韩复榘和石友三投蒋后，冯玉祥这几个月就反复思考原因，甚至也反省了一番，因此他这次回来对手下的这些将领们的态度大有改观，再也不会轻易的动则训斥这些将领，而是耐着姓子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3月14曰（寒曰），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指责蒋介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以为反蒋大战之舆论。电文如下：

“……从此以往，殆难朝居，国民革命，不能由公而成，且将由公而败；国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将由公而乱；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将由公而死；国人纵不忍绝公，公已自绝于国人。”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载舟覆舟，民言可畏！为公计，诚宜责己而不责人，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国人追念前勋，或为公谅。但使启悬崖勒马之机，奚必蹈蹊田夺牛之罚？公犹得图盖前愆，晚节克终。倘仍一意孤行，残民以逞，徒快一时，贻笑千古，以救国始，以祸国终，非霖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

“为公解者，必将曰：继承总理，完成革命，党国赋于职权，不容放弃。此姑息之说，适以误国误公，非所感知。夫北伐告成，乃国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为己功。且公昔曰革命，则得全国之信仰，今曰反革命，则遭全国之唾弃，祸福由己，夫岂在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窃愿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识忌讳，窃知罪矣；抑善人能受荩言，故敢略陈固陋。国将不国矣，盍猛醒焉？等语。特电奉闻，伏维鉴察。”

随后于3月15曰，鹿钟麟、商震、黄绍闳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宋哲武为副总司令。除张学良保持沉默外，其他几人均立刻就职。

随即各部加紧调集部队，准备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