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皇二子玄烨能够举一反三得提出，原下五旗旗主为了维系大清八旗根基，不约而同的建议由朕亲领八旗之后，所有八旗子弟自此首先效忠大清、效忠于朕，这是国家之幸、天下之幸。自此以后，不再会有因“一旗一家之私利”而置天下大义于不顾。但，各旗包衣人如今仍归属于各家主之门下，与当世潮流不符合。

朕闻之，深有同感。想当年大清入关之初，天下民人流离失所、苦疲不堪，为了稳定民心、安定天下，九王多尔衮因势利导，于顺治二年春，颁布《投充令》，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屯垦。但许多圈地后的原有农民也因家产被夺占，只好“带地投充”，带地投充者仅需交租税，若无土地则负担较大。同时出现旗人士兵强逼汉人的“满洲威逼投充”的情况。同年朝廷又颁布逃人之法，加以匡正，至今却效果未显。

据此，朕今日昭告天下，投充之令、逃人之法皆需细判，不可草率。特别是现在天下初定，民人期盼稳定生产，今后凡是投充者，必须严加控制，详细判别。对于逃人，也要谨慎对待，不可涉及无辜。

至于圈地，顺治八年正月，朕曾在谕旨中指出，农民全赖土地为生，圈占土地就断绝了他们的生路；要求户部行文地方官，将以前圈占的土地全数归还原主，以便适时耕种。不久，朕又批准了科臣[4]李运长的建议，免圈京畿良乡、涿县等13个县的“余地”。顺治十年，朕又再次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5]

另，包衣人乃满洲旧俗，太祖太宗之时早就成例：包衣的总管之权在国家，只有皇家拥有对八旗内官员与兵丁赐予或收回包衣的权利，拥有包衣的官员或兵丁仅有权奖赏或责罚自家的包衣，而无权杀害，也无权私自买卖、交换、或赠送。

但入关之后，新投充入籍的包衣奴才往往只知道有家主，而不知有国主，直一味效忠于家主，却无视皇家国主之威。此之所以张狗子居然于闹市之中殴伤皇子也！

因此，皇二子玄烨建言，于宗人府内设立“皇家仆吏局”，专管下五旗各旗包衣人，包衣奴才的入籍调配、日常管理、升迁惩处、俸饷福利等等，统统收归皇家仆吏局。每年初，各宗室王公、大臣将领，乃至旗人家主，需要新收门人家奴的，需向皇家仆吏局申报。由皇家仆吏局统计之后，招手有意之人，经过培训和选拔，按需分配各家使用。

自此之后，包衣人实为皇家仆吏，只效忠于皇家，而只是奉皇家之命服务于各家家主。皇家有权随时调配、使用。

鉴于此法初行，而皇二子谋之久矣，其心思缜密，无人可比。故而，朕谕：命多罗贝勒、下五旗宗室总理、火器营左总统大臣、皇二子玄烨，兼领宗人府左宗人，掌皇家仆吏局掌印大臣一职。

以上诸事，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钦此！”

如此一道冗长的圣旨，迅速在京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清代诏书有一定的格式，起首句一定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结尾语为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中间则叙述诏告天下事件的内容。诏书由内阁拟稿，经大学士定稿进呈，皇帝批阅後，以墨笔楷书，由右至左直写，写在大幅黄纸上，中间及纸张接缝处钤皇帝之宝玺。制作完成後的诏书称为诏黄，以极其隆重而繁复的礼仪，送至**城楼上宣读，象征著布告天下。宣诏礼成，由礼部接诏，立即誊写或雕板印刷多份，由驿道分送各地，再由地方官员接诏、宣诏。誊写的诏书，称为誊黄，雕板印刷的诏书，称为搨黄。

[2]“十恶”是指直接危及君主**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在《北齐律》“重罪十条”基础上，隋朝《开皇律》正式确立十恶制度，唐朝沿袭之。犯十恶者，“为常赦所不原”。到了清代，十恶主要是指：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3]“小笞”，就是用小竹板执行笞刑。《大清律》规定：凡笞杖罪名折责，概用竹板，长五尺五寸。小竹板大头阔一寸五分，小头阔一寸，重不过一斤半。大竹板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其强盗人命事件酌用夹棍。

[4]科臣，指科道官。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统称“科道官”。明周晖《金陵琐事·雅谑》：“张谓科道官最难得，其人即如孔门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明史·职官志一》：“凡京营操练，统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视之。”《清史稿·圣祖纪一》：“八月丁未，试汉科道官於保和殿，不称职者罢。”

[5]根据《清代皇帝传略》所述，正史如此。</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