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汤若望的“含泪回忆”，弘毅总算是多多少少理解了汤若望的激动，并且有了自己的清晰结论——关于所谓“汤若望营救安、利二教士不尽力”之说，应该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何这么判断？弘毅的理解有三条：

首先，安、利二人被俘后，豪格曾询其是否认识汤若望，安文思的回答是：“其为我长兄也”。也正因为此应答，两个传教士才被豪格善待，并命其部将妥为看护。这就说明，安文思、利类思在当了俘虏后，由于汤若望的原因，并没有受到清军的虐待。

第二，汤若望得知安、利二神父被俘的消息，立即写了一份奏折，要求释放二位神父。但是当时耶稣会中国北方传教区负责人傅汎际考虑到汤若望在当时提出营救二神甫之事是不合时宜的，故阻止了汤若望将奏折递呈摄政王多尔衮。这是因为作为耶稣会的整体考虑，如果当时提出对叛军官员的营救，很可能会影响到汤若望在清廷刚建立起来的地位，而不利于耶稣会在华的长远发展。

第三，分析顺治六年（1649年) 汤若望的奏折亦可看出其中原委：“望有同教友二人见在光禄寺，蒙皇恩留养，系大兵从四川带来者，望不知其情节，从未到寺往看，因遵朝廷法禁故也。今外省教友徐徐来京，欲与望同居，望不知其缘来，又不能阻彼，望是以小心谨慎……”从汤若望所说的“因遵朝廷法禁故也”、“望是以小心谨慎”这番话可看出他并不是无心营救安文思、利类思。而是当时耶稣会逐步适应清王朝的一种谨慎对策。他的谨慎是建立在对中国当时混乱局势分析基础上的。

当时正是清政府建立初期，局势很不稳定，已经跻身于朝廷的少数传教士也是朝不保夕，受耶稣会指令进入清廷任职的汤若望虽开始被顺治帝信任，但握有清廷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仍对西洋教士持怀疑态度，稍有不慎，耶稣会所做的努力将会功亏一篑，甚至整个教会都会受到牵连。所以他认为应该遵守大清的法令，争取一个合法进京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全在华耶稣会的安全。巩固他们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基于当时形势。汤若望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最最令汤若望“苦大仇深”、“倍感冤屈”的，却是安文思对汤若望的不断攻击与诽谤，终于在当时的中国教区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这场风暴甚至影响到了罗马耶稣会的上层。

1649月20 日由傅汎际起草、并有安文思等人签名的攻击汤若望的报告。寄给了当时在杭州的传教会副会长阳玛诺[1]。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汤若望神甫为已经宣誓守四诫的耶稣会士。如果预先根据教规向他所下的一个警告再要无所裨益时。他便要认为不知悔悟与不服会规，开除于耶稣会之外。”报告并且列举了包括接受为教会及修会所禁止的官差职位等11 条罪状。

同年8月，安文思完成了用拉丁文写的反对传教士出任钦天监正并编写中国历书的文章。赢得一部分耶稣会士的支持。由安文思为其在张献忠府中任职的辩护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传教士在中国担任世俗职务。但为了将汤若望赶出北京，他甚至提出让卫匡国作汤若望的替补，这与他用天主教“四戒”的信条来攻击汤若望的做法自相矛盾。

所以，弘毅果断断定——安文思反对担任世俗职务只不过为他解决与汤若望之间的个人恩怨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汤老玛法，您受委屈了！但，我玄烨，还是始终不渝的相信您的圣洁！”弘毅不知道如何宽慰老洋头了，只好想当然的用了一个人家教士之间互相表扬的最高词汇——“圣洁”！但熟料此言一出，汤若望真的泪如雨下了！

“小爷啊，老臣历尽千辛万苦，南美的瘟疫、太平洋的风暴和澳门的战火都不曾摧残过我为天主与圣母尽忠的意志！可他们……他们却让我遭受不白之冤！……谢谢您，我的小爷……”汤若望感恩戴德的说道！

看着老头子如此表现，拖着两岁多身躯的弘毅，还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

“老玛法，您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弘毅一着急也是话不成个了。

原来，除了诋毁汤若望违背教规之外，安文思还在对汤若望的“私生活”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攻击。恰恰是小爷一句“圣洁”，勾起了亚当神甫的无限哀怨，进而就像在告解室里告解一样，汤若望想自己早就认定的“天使圣徒”玄烨说出了原委——

原来，安文思曾在给罗马的报告中，言辞凿凿的指责汤若望“不仅仅喜欢女色，还沉迷男色”，而且“绘声绘色”地“揭露”了汤若望很多“污秽生活”的具体事实。其中最最突出的，恰是他和他的仆人潘尽孝之间的所谓“基情”！

“啊？竟有此事？唉！你们同会兄弟之间，竟也如此……希望安文思的不实之词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他自己的纠正吧……”

弘毅闻听此一说，真是无言以对！要知道，其实“男同”之间的事情在十七世纪的欧洲的确不算是什么新闻，但在信守“以处男之身孤身侍奉天父”的耶稣会教士那里，这却是必须规避的大问题！